【内容提要】托马斯·阿奎那作为重要的经院哲学思想家，其政治思想对于其后几百年的西方文明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继承了前人的正义战争思想并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对正义战争理论的形成和后世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将探讨托马斯·阿奎那对正义战争理论发展的影响，阐述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状况，并举例分析该理论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

【关键词】托马斯·阿奎那 正义战争理论 现代战争

自战争出现伊始，人类就一直不断地在对其进行思考。这些思考中的一部分主要侧重于如何进行战争，例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及其著名的《战争论》；另一部分则主要关注战争的对与错,即道德在战争中究竟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而正是这部分的思考构成了中世纪以来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史上的"正义战争理论"。西方正义战争理论旨在从道德的角度对人类战争实践进行反思和批判。它不仅加深了人们对战争中道德问题的认识和省察，而且有利于促进战争伦理学的发展，为战争法规则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基本的理论依据。

一、托马斯·阿奎那对正义战争理论的影响

1. 前托马斯·阿奎那时代正义战争理论的发展

西方正义战争理论虽然起源于中世纪教会时期，但其基本要素和源流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正义战争理论有着浓重的斯多葛学派色彩,就是以自然理性作为核心理念的哲学传统和众人皆兄弟的普世主义思想精神。因而,这一理论包含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一系列西方文明史上早期思想家关于国家、正义和法的基本理念，而正是这些理念构成了正义战争理论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即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而秩序、公益、善意和人类正义永远是高于战争的一种必要性。

正义战争概念最早由基督教哲学家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提出。安布罗斯继承了西塞罗等古罗马思想家的遗产：正义和法的概念、对政府职责的认知、对道德和尊严的诉求。他的言行和作品体现了一种基督教和平思想，就是反对暴力和仇恨，主张耶稣式的宽容与忍耐，要求人们在不放弃信仰的情况下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

奥古斯丁与安布罗斯深入探讨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为如何给战争赋予道德责任和义务，使战争也能合乎正义，即使这些战争在有些条件下是合法的。他认为，法和战争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类社会的和平与秩序。正义有两个标准,一是永恒的法，它等同于上帝的意志和智慧，它是正义的最高标准；一是人类的法，它使永恒的法的共同原则适应特殊社会的不断变化的要求。永恒的法是政府和公道的普遍而神圣的源泉，人类的法中的正义和善正是从此而来。人类的法是为了维持公益的，所以它必须是公正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法。人类的法容忍小恶，但阻止大恶和不正义，从而强迫人们采取正义的行为。

奥古斯丁指出，正义的战争是允许的，但是战争必须出于迫不得已，并且要以和平为目的。奥古斯丁认为，正义战争的概念包括抵抗入侵、恢复不可争议的权利和惩罚他者的过失。他强调，在国家面对生存危机之时，为了生存而战斗是合理的，尽管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权力欲望和人的堕落，但它毕竟可以惩罚恶行。他还指出，战争既是罪恶的结果，又是对罪恶结果的一种补救，真正邪恶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中的暴力倾向、残忍的复仇、顽固的敌意、野蛮的抵抗和权力的欲望。所以，即使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要抱着仁慈的目的进行战争而不能过分残忍。这就体现了现代正义战争理论中的相称性原则。

2. 托马斯·阿奎那对正义战争理论的论述

作为中世纪晚期最杰出的神学理论家、哲学家、罗马教会的正统学者，阿奎那继承和发展了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思想。他也是西方最早的较系统阐释正义战争理论的思想家。

阿奎那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颇深，他强调人具有理性，而理性是上帝赋予的，它使万物有序，使法、正义和公共幸福得以实现；正义和最高的善就是维护和保障基督教国家的统一与和平以及安全和福利。阿奎那把正义区分为自然的正义和实在的正义：前者是无须证明的天经地义，它是普适的道德律令，适用于人类和国家的一切领域；后者则是可以证明的契约和制度，它从属于自然的正义。正义的目的在于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促使人们为了公共幸福共同努力。秩序、和平以及公共幸福，就是公共的善，它高于个人的善；国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法和制度保障公共的善。与奥古斯丁相同的是，阿奎那也认为存在着两种法，即永恒的法和人类的法：永恒的法是上帝的理性，包含着善与幸福的真实涵义，永远高于自然法和人类的法；人类的法是低于神法的实证法，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世俗法。但阿奎那比奥古斯丁更进一步。他认为，一旦人类的法违背了神法和自然法，人们就无须接受这种不正义的人法的约束，这就是所谓的"反抗暴政的权利"。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革命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正是从公共的善出发，阿奎那进一步发展了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理论。在他那里，法与政治的基础乃是源于自然理性的经验和传统，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并不排斥对是非善恶的判断。他提出并详细回答了关于正义战争的四个基本问题：(1)战争是否合乎法理；(2)战斗对教士而言是否合乎法理；(3)设计埋伏对交战者而言是否合乎法理；(4)在神圣时节战斗是否合乎法理。此外，阿奎那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正义战争的三大前提条件：(1)战争发动者和执行者是具有主权性质的权威，战争不是私人争斗；(2)战争具有充分而又正当的理由，如惩罚敌方的过错；(3)战争具有正当目的和意图，如出于惩恶扬善的和平愿望。

阿奎那以理性主义的态度表达了对战争选择的道德思考，但他并非反战，也不止是安布罗斯式的和平主义，而是提出了相对于暴力及其强制使用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即有条件地承认战争存在的合理性，强调从事战争以及战争行为的结果必须受道德准则的制约。这一基本思想成为后来的正义战争理论的核心内容，构成了该思想传统持久不变的基本线索。

3. 现代正义战争理论的发展状况

格劳修斯是继阿奎那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系统的阐述了"正义的战争"和"战争的正义"这两大体系，并提出，国家只能为正当理由而发动并进行战争，而正当理由则基于自然法的权利或义务，即自卫、收回合法所有物、实施正当惩罚；并且国家具有参加正义战争的普遍权利，无论它是否不正义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他认为，正义战争必须尊重关于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共识，即尊重国家主权、恢复他国被损之权益、遵守国际承诺、补偿因自己的过错给他国造成的损害、按其罪过制裁他国的违法行为。

格劳修斯的正义战争思想对近代以来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发展，正义战争理论逐渐形成了以下的几条基本原则：

1、正当的理由。正义战争的理由必须能够提供明晰而准确的是非判断，必须以能证明确实受到侵害为前提条件；不能采取预防性或进攻性的自卫行为；所要求恢复的不可争议的权利应该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公认而不能仅凭一己之辞；所惩罚的罪错必须是明显的和国际社会普遍认定的。

2、正当的意图。正当的意图要求不将战争简单地视为政策工具，战争的最终结果必须是更好的和平、秩序和正义，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而不是仅仅满足一己私利。

3、合法的权威。战争是国家和国际行为，它既不是为了私人和集团，也不针对私人和集团；涉及单个国家利益的正义战争由国家及其治理代表政府执行，涉及国际社会利益以及以维护他国权益为目的的正义战争由国际社会及其组织机构执行或授权特定国家及国家集团执行，而非由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决定。

4、正当的手段。慎重地选择和使用合理合适的战争方法和手段；不应违背普遍道德规范和正义原则，不应放弃或破坏恢复和平与社会重建的目标。

5、成功的可能性。必须有达成和平、秩序以及惩恶扬善的成功机率，以不至于造成对和平、秩序和正义的更大破坏和伤害。

6、最终手段。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和平解决的途径及其可能性；正义战争始终是最后考虑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执行手段，开战之前必须确认所有非暴力手段已无可能。

7、限制原则。限制战争的方法和手段，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致命性武器以及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武器。

8、相称原则。战争双方应公开宣战；在战争进程中不过度杀伤对手或进行重复伤害；要求双方根据战争目标和实际情况选择合理适当的战争方法和手段,使用相称的暴力；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代价结束战争。

9、区分原则。区分军事人员和平民，区分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不应对民众生活基础以及生存环境造成不必要的破坏。

10、保护原则。保护战俘、平民和非敌对第三国利益，保护历史文物及文化宗教信仰。

11、人道主义原则。恪守人道主义原则，最大限度提供人道主义保护和救助，最大限度限制对人道主义原则的违反和破坏。

二、正义战争理论在现代战争中的适用——以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

1. 越南战争

1961年，越南战争爆发。1964年，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几十万美国的年轻人在越南"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在他们回国后，他们却在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意义何在？

在我看来，越南战争完全不符合正义战争理论所提出的原则。事实上，越南战争完全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

这一结论的做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首先，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之初，其动机曾被认为是正当的，然而，事实上这一正当性并不存在；其次，越南战争的爆发不符合成功可能性原则，同时也不符合相称性原则和区分原则。

首先，在越南战争之初，美国的介入曾经被认为是合理的。在梵蒂冈的一份主教教书中，主教们对越南战争做出了如下评价。他们认为，"虽然我们并不认为有能力以威权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可是就我们所知的事实来看，美国在越南的介入是完全正当的。"他们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进行自卫的权利，这当然包括作为一个国家的南越。而根据格劳修斯的观点来看，当一国的权益受到侵害之时，不仅该国家本身具有自卫的权利，其他国家同样拥有对其进行保护的权利。这样来看，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也是十分正当的。

可是这样的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南越并不具备作为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如若南越政府的确是被其人民所拥戴，且热切的想要过一种与北越人民不同的生活，那么其合法性自然无可厚非。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如若南越政府真正为了其人民的利益努力保持自身的独立自主，那么其合法性也无可厚非，可是事实依然并非如此。事实上，南越政府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主权，也很少有人拥护，更是没有了外国援助便无法生存。这样的政府怎么会有自身的合法性？这样说来，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正当性也就无从说起了。

其次，越南战争开始之初美国就应当清楚的认识到，这场战争的对手于自己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样的战争美国毫无疑问会胜利，然而却会对越南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可是美国依然义无反顾地介入了这场战争，不去考虑给越南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同时，美国在意识到自己所进行的这场战争并不符合正义原则之后，仍然坚持打下去，同样也不符合这样的原则。

越南战争之所以被世人所批判，更大的原因是美国在战争中违反了最重要的相称性原则和区分原则。相称性原则要求任何攻击都应与意欲达到的目标成比例，它缓和了战争的暴力程度，努力使损害和伤亡最小化。可是美国为了在战争中打击敌人，使用了除核武器外的所有尖端武器，对北越军民造成了巨大伤亡。各种燃烧弹，落叶剂等等武器的使用，使得越南的土地不仅仅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成为了寸草不生的荒原，对战后的恢复重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从这一点就可以对美国在战争中的残酷可见一斑。另外，美军在战争中对越南的平民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出于对北越游击队的防范，以及对越南平民支持游击队的报复，美国不加区分的杀戮战斗与非战斗人员，使得越南战争不仅仅成为一场政治灾难，更成为人道主义灾难。虽然平民与游击队员的区别很难分清，游击队员也经常隐藏于平民之中或者得到平民的帮助，可是他们的区别仍然是客观存在的。美国的做法表明他们根本无意于进行甄别，只是简单粗暴地进行无差别消灭。同时，作为平民的越南人仍然有自己的各项权利。侵犯他们这样的权利，就是对战争正义性的违反。从这一点上说，越南战争是真正的不正义。

2. 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一部分，与越南战争有着显著的不同。可是，这两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战争，却有着一个相同点，这就是，都不符合正义战争的原则。

首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有二，一是声称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而致力于全球反恐事业的美国自然不会放过萨达姆；二是声称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因而要打击萨达姆，消除威胁。这些理由听起来无一例外的冠冕堂皇，然而，问题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他的论调。萨达姆已经倒台这么久了，可是美国仍然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萨达姆确实与基地组织有着密切联系，更无法在伊拉克境内找出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使其发动战争的借口无法令人信服。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在"正当的理由"这一原则上就已经站不住脚了。

其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正意图已经人尽皆知了，那就是为了攫取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不是他们所谓的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利益考虑。事实上，战争发生以后伊拉克各地的混乱局势让人们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这一点美军是无能为力的。这也违背了"正当的意图"这一原则。

再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而这就意味着这场战争不具备基本的合法性。联合国宪章对国家发动战争和威胁使用武力的权利加以限制，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只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军事行动才是合法的，因此，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并不具备合法性。另外，在美国发动战争之时，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仍在伊拉克进行核查，战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和平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美国悍然发动战争，完全置"最终手段"原则于不顾，更加失去其正义性。

又次，与越南战争相似的是，伊拉克与美国的实力是无法相比的，战争的结果显而易见，而美国丝毫不愿意放过伊拉克，在这一点上就违反了成功可能性原则。另外，战争也未能达成预期的效果，虽然萨达姆垮台，伊拉克政权更迭，可是伊拉克国内局势仍然混乱，战争还在继续，美军仍然在不断伤亡，这也无法显示其正义性。

最后，美军在战争中也多次实施针对平民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2005年11月的一天，一个美军巡逻小队遭遇路边土制炸弹袭击，造成1死2伤，愤怒的美军将道路两边的居民屠杀殆尽，仅有一名9岁的女孩得以幸存，这便是一例。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不断发生的针对平民的攻击事件让美国在世界的形象又一次蒙上了阴影，同时也更加深了伊拉克战争的不正义性。

三、结论

正义战争与其说是一个理论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思想传统。它并不寻求普遍的帝国或终极的和平，只是以道德来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系列限制战争和战争行为的基本原则，在政治理性、法律制度和伦理原则三个层面对战争和战争行为进行了伦理道德思考。然而在当代政治环境下，正义战争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着诸多困难，面对超级大国时仍然显得十分的软弱无力，无法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

【参考文献】

1. [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上卷)(赵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
2. [意]托马斯·阿奎那著：《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
3. 孙传香：《论人道主义干涉背景下的正义战争——对伊拉克战争的再反思》，载于《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7月，第4期。
4. 王海平：《西方正义战争理论的两个重要范畴:诉诸战争的权利(jus ad bellum)和战争法规(jus in bello)》，载于《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6月，第3期。
5. 吴征宇：《"正义战争理论"的当代意义论析》，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8期。
6. 周桂银，沈宏：《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论争》，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3期。
7. 左高山：《正义的战争与战争的正义——关于战争伦理的反思》，载于《伦理学研究》，2005年11月，第6期。

Andrew J. Boyd: A Theory of Just War: A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January 1999.

谈起四川的地震和缅甸的暴风雨，没有人不扼腕叹息。跟同学谈起这些事情也都十分的伤感，心里想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就这样被夺取了生命，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令人畏惧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为他们祈祷，然后就是捐一点钱，尽一点绵薄之力。可是，这时便出现了不同。我承认，我做的并不好。给缅甸捐款，我只捐了1块钱，还是通过短信方式。给四川，我捐的多得多。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这件事情确实做的并不是很漂亮。当时只是觉得缅甸很远，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捐一块钱略表寸心就够了。四川不一样，那是自己的同胞，是自己的国人，那里说不定有着自己同学的亲戚朋友，远近有别。可是转而一想，这样做又是不对的。纵然内外有别，远近有别，可是人的生命是没有区别的。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那些在缅甸受灾的人们同样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也有亲戚朋友，他们也在灾难中受到巨大的苦难。为什么我们对他们比对自己的国民要差很多？

其实这倒不算是最骇人的。昨天在探讨四川地震的问题的时候，竟然听到有人说，怎么不多死几个，多来几次地震，这样中国的人口问题就解决了。听到这些，我的唯一反应是，这个人简直就是禽兽。敢情这些死的不是他的亲戚朋友，他一点触动都没有。这些人都曾经是跟你我一样鲜活的生命啊，只是上天无情让灾难降临在他们的头上，我们只是过于幸运而已。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不怕天谴么？难道不怕自己也遭受这样的灾难么？简直骇人听闻。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所能做的真的微乎其微。面对着从灾区发来的图片，面对一片片的废墟，面对成堆的遇难者遗体，我们所能做的，除了心急如焚，还能怎样？

天佑中华。

200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大雪灾，火车相撞，大地震，都赶在了这一年。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样看来，我中华今日所遭受之苦难乃是今后大任之前兆。但愿真的这样吧...

可是看着新闻里报道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心里还是不断的隐隐作痛。许多个镇子就完全的被夷平了，无数个家庭遭受重创，人们被困在瓦砾中，一分一秒的，生命在不断流逝。为什么是四川？为什么是他们来遭受这一切？为什么我们面对着他们所承受的苦难却无能为力...这一切简直太让人伤心了。看着幸存的父母跪在遇难的孩子尸体边失声痛哭，看着一个个被救出的孩子失去了双亲，看着一具一具的遗体横陈在路边，这一切简直太触目惊心了。又有谁能够看到这一切不为所动？！上天如果真的有眼，那么就睁开看一看这些苦难中的人们吧，救救他们！

天佑中华，希望这一切赶快的过去，希望那些仍然被埋着的人们能够平安脱险，希望中国永远平安。